《沉疴:中国教育的危与批判》第二章:《当前教育的危机与困境》(连载)转自关天茶舍 敌人韦小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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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敌人韦小宝

  提交日期:2002-11-27 12:05:00

  第二章 当前教育的危机与困境

  “当我展望未来时 ,我认为只有教育才是答案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以帮肋人民而言,教育是答案;对于因技术革命而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教育是答案;至于说到我们与全世界进行竞争的问题 ,教育是答案 。

     ——乔治·布什

  这是美国前统乔治·布什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关于教育的讲话,深刻而全面,不愧是“教育总统”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但我敢说 ,没有比作家冰心在一篇《我请求》的文章里 ,所运用的“教育是只母鸡 ”的比喻,更直观而震撼地言说出了教育可以想见的实际效用。母鸡能譬喻教育功能的地方有二:其一,母鸡有不可小视的生蛋功能 ,而蛋的营养,如同教育对个体的健康成长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一样,能看出教育在眼前对受教者个体的直接影响;其二 ,母鸡有孵化更多小鸡的功能,就像教育的间接性和发散性,有着类似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涟漪效果”的同化作用 ,受教者能影响周围更多的人且创造更多的效益;进而言之,母鸡更像搞师范教育老师,他所教的学生 ,恰如他所“孵化”的“小鸡 ”,虽然有些有些师范生最终离开教育事业,就像母鸡孵化的公鸡——自然公鸡亦有不可替代之作用——不能再去孵化小鸡一样 ,但留下来的教师能继续去教学生 ,教师—学生(教师)—学生(教师)—……,就会使得学校教育能绵延不绝,赓续永远 ,以至无穷 。那么教育必然会日渐兴旺,对改善我们人类的生活,臻于幸福之境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过,这只是按理想之境——即在不考虑外在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描绘出的教育发展“应该”的蓝图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事实上,母鸡的生蛋和孵小鸡 ,需要有足够的鸡食,良好的鸡栖地,以及相应的生活环境 ,污染较少,不致引起鸡瘟等等 。而这些产蛋和孵鸡的条件,并不是鸡本身能够完全控制 ,而是嗣养它的人类经过漫长的摸索 ,从而获得其多生蛋(好吃 、质量高等)、快孵鸡(孵良种鸡、成活率高等)的相关技术和规律 。自觉的教育虽然是人类才有的文化行为,而且人类的教育活动也相当漫长,但人类却并不是能够完全控制这项参与人数众多的活动的 ,因为人类对教育活动的自觉研究的确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换言之,“通过‘研究’(Research)来取得有关教育的确证了的知识,作出教育决策 ,对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件陌生的事件。这就像教育活动虽在原始部族群落就已存在,但针对所有适龄儿童自由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却是一种相当晚近的观念一样 。经验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19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内受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而诞生的儿童研究运动。”(张胜勇著《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P1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自然,教育是比母鸡生蛋和孵鸡要复杂得多的人类文化行为,因此要识别出教育的困境 ,看出它的危机,以使其多“生蛋 ” 、快“孵鸡 ”,尤其是对教育研究比世界其它各国历史更短的中国来说 ,更是迫在眉捷 。

  人口膨胀下的教育压力

  五十年代的学术界 ,教条主义盛行,自由空气稀薄,求实精神几已绝迹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 ,针对彼时的“喜鹊”们所鼓噪的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人越多越好的论断,“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写了一本使其遭罪罹祸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论述人口增长过快的十大矛盾中提到了两项,人口与科学教育之间的矛盾,即人口发展快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 ,以及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慢之间的矛盾 。其实与这两项矛盾直接有关的,还有另一项即人口质量低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后一个矛盾既是教育落后的结果 ,也是人口增长过快对教育发展的制约,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因为生产力的不发达,便使经济增长缓慢 ,经济发展不上去 ,教育经费的投入就必然偏少,教育经费偏少,加之人口的膨胀 ,必然导致人口质量的低下,人口质量的低下,生产便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结果“人口膨胀兼质量低下——生产力不发达——教育(科技)落后 ” ,这样互咬的“莫比乌斯怪圈”,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不能自解 。这样的恶性循环的怪圈,虽然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有所改善,但是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错批一人,猛增三亿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这便是不顾科学精神而乱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恶果 。这样的恶果 ,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其付出惨痛的代价,承担本不该承担的重压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据保守的估计 ,这个错批的恶果是让全整中国人在近一个世纪(1957年——2050年)的时间范围之内 ,承担了人口压力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虽然现今的生育率逐年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口的绝对数增长还是比较快 ,因此要到2050年,人口增长到16亿的范围内,才有可能缓慢下降。(此数据推算来自人口问题研究专家田雪原 。但关于人口增长的预测 ,美国粮食问题专家布朗估计在2030年,中国的人口数就将达16亿人,有的更预测在该年为16·3亿人。见田雪原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P45—50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高峰值,将在2040年前后达到15·5—16亿,介于布朗和田雪原的判断之间 ,见《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P10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而且我们的统计数字,要么为某种政治目的保密 ,要么就虚浮不实 ,统计法的颁布未必就能对统计数字的精确性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观,因为我们有法不依,缺少监督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即便统计数计不作假 ,往往在对事情估计上,比较乐观,上峰要你报喜 ,下面怎敢过分报忧?田雪原八十年代中期,估计中国人口在2000年内可分为下线12亿 、中线12·5亿,上线12·8亿 ,而且认为不会超过12·8亿。见该书P28 。事实上,后来就已经只提在2000年内将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尽管这也还是较为官方的说法。自然 ,人口数目的预测只能有一个大致的数字。见《1996——1997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P244,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 。)其次,从空间上看 ,是整个生存空间的逼仄和恶化。所谓逼仄与恶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为生理意义上的生存环境,包括住房狭窄隘湫,几代人同挤几平米或十几平米 ,严重地影响了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另外,就是业人数巨增 ,竞争酷烈,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安混乱等等 ,使得个人的生存状况类同于蝼蚁匍匐,急急于活命饱腹,作为动物之基本满足 ,已使普通人疲于奔命,再也无余力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和全面的发展;二作为人个体心理意义上的生存环境即自由度和正当权利,常因庞大的人口基数所显现出来的巨大困难 ,而被政府和社会忽略或者干脆不管。这实在是每个人都在承担人口过剩而产生的巨大压力的具体表征 。

  自然这还不是人口过重压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后果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在人口所引起的危机与弊端丛生之中 ,占人口总数的文盲和半文盲基数过大,才应是整个社会寝食不安的最为沉痛的后果。由于不能得到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由此产生的新文盲和半文盲 ,其可能的人数超过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那么我们现在的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到底有多少呢?无论官方还是真正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黑洞 ” 。因为官方的统计数据历来因许多原因就不大准确,且不说因政治上的因素要将接近真实的统计数据“美容” ,关键还在于其基层的统计数字素来存在做假的现象——如果有利于确认贫困县或投资倾斜 、政策上的放宽,文盲和半文盲的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便多,倘使上面将文盲和半文盲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多寡 ,作为评判基层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尺,那么文盲和半文盲的比率自然就会低——这完全是依违两可的弹簧数据。而研究者无论是个人或集体都不可能作一个全国性的恰当统计,因为这需要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作后盾 ,只有利用每次人口普查时那些并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调查员,所得到的一个大致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因而也只有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池。只要我们看一看人口控制中 ,上级政府对下级所下达的控制数量的硬指标,具体操办者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我们便不难举一反三 ,以窥他们所采用的应付上峰而不顾民众实情之一斑:

  例如:某以区到公元2000年人口包干指标680万,现在人口已超过600万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今后十几年中全以区进入婚龄的夫妇有110万对以上。如果按照国家现行政策,全区出生200万婴儿 ,扣除死亡因素,净增130万。680万的包干指标无法完成 。执行只生一个的政策都有可能突破680万,所以从88年开始生头胎的也要推迟时间。88年合法新婚夫妇不能当年都有生育指标 ,有的村18对已婚夫妇只有11个生育指标,村干部用摸彩的办法分配指标。由此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同社会发展明显不协调 。(周孝正《中国人口的危机》 ,见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P154—155,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

     这是十年前一位人口学学者对人口控制中,政府所采用的一种惯用方法的规律性分析换言之 ,这种惯用的简单方法 ,也完全可能用于文盲和半文盲的清扫之中,因为这种简单的数字管理,同样实用于人口控制和文盲及半文盲的清扫之中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譬如 ,上面所说的某地区,上一级政府对该地区文盲和半文盲人数的确认,一般依据其所自报的数目 ,就给该地区下达一个年度或几年为期限的硬指标,要降低多少,到多久要基本或完全扫除文盲和半文盲 。这样规定指标的做法 ,其容易做假,引起实情的混乱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一些政府部门惯用这种硬指标的做法,上面便于管理 ,下面也正好藉此显示其工作能力。遗憾的是,这工作能力中有多少水份,上面并不完全知晓 ,即便知晓也只好听任其出现此种弊端。这种管理上的简单化所造成的混乱 ,存在于我们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连群众都心知肚明 。但是政府却将如此所得的数据加以公布,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据官方公布 ,1982年人口普查中,文盲、半文盲占28·26%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但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中文盲的实际数字 ,恐怕远远高于198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 。按千家驹同志1983年同志1983年的估算,我国学龄儿童中有70%实际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引自杨东平《我们的困境和选择》,见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P222。)而另一位学者则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 ,断定12岁以上人口中有2·5亿文盲或半文盲,占当时世界相应数字的30% 。(详见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P394—395,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据综合各项数据推算,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的比例为30·06%,比1982年普查时还稍有增加 ,到1997年 ,我们发现一些学者公布的文盲半文盲的数字为一亿四千五百多万,(资料来源见解思忠著《国民素质忧思录》P119—120,作家出版社1997年5月第二版。作者在该书P120说我国是个文盲半文盲数以亿计的国家 ,按以上推断,确是数以亿计 。但在同一书中P118解又引据最新统计说,我国文盲半文盲还有1·45亿人 ,这和人口学家田雪原在《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一书中P71数据1·4546亿人是相同的。或许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但差距何其大,从1990至1997年的八年时间 ,能将数以亿计的文盲半文盲消减到1·4546亿人吗?这真是人间奇迹。但《人民日报》在1998年10月22日公布的1997年底的文盲人数,占总人口数的12·01%,若总人口数按保守算为12亿 ,也是1·4412亿人,难道全国的半文盲人数只有134万人吗?相差这样多的数据,简直使人不可思议 。这既说明估计文盲半文盲在我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确数的难度 ,同时也反映 ,我们(包括认真的研究者)长期以来习惯的乐观的估计方式,这里面包含对追求真理的谨小慎微,也有对说真话的畏惧 。(其实1995年2月15日中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宣告为“12亿人口日 ” ,按《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一书里的推算,1995—2000年每年平均新增人口1480万,因此到1997年底约为12·4亿人 ,那么文盲数便应是1·48924亿人。单藉此推算,文盲总数就已经超过了前述二位学者的文盲半文盲的总人数。)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搜罗各种能够找到的资料,是想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 ,我们的文盲半文盲的减少,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快,不必身处危机之境而大唱赞歌 ,我们整个民族吃这样亏还少吗?我们曾提出2000年基本扫除文盲半文盲,并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愿望是很好的 ,但良好的愿望一定要切合我们的实际 ,别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和翻版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否则这种愿望又会变成上级政府作为硬指标规定下去,下面明知做不到 ,但不敢说真话,就会虚报达标情况,从而使得上级政府不明下情 ,一堆虚假的数字对国家对人民有何益处?我们有两亿多的文盲半文盲,我们不必隐瞒,且必须正视 ,在强大的人口总数和众多的文盲半文盲人数的压力下,我们教育面临的空前压力将可想而知。即教育的普及远远不能适应众多的适龄儿童的需要,要么是他们经济状况之恶劣 ,使其没有能力上学,要么是上了几年便因各种原因尤其是经济原因而辍学。这些新的文盲或半文盲,由于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 ,使得他们成人以后走上社会 ,就先天地失去了与别人在同等情况下竞争的能力,从而造成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讲究教育机会平等 ,崇尚人权包括生存权的今天,简直就是个莫大的讽刺 。在当今,个人只有获得了应有的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 ,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才有得到保障的可能。

  那么,文盲半文盲对下一代的教育以及自己的生存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虽然我们不能得出文盲半文盲的子女必是文盲半文盲,这样机械僵死的教条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如下引的表格 ,用来说明文盲半文盲的父母,他们的下一代成为文盲半文盲的可能性比其他阶层的概率高,而成材的可能性却比其他阶层的机率低 ,从而表明这二者之间有深刻的关联,却是不错的 。

  表2·1

  家 庭 出 身 父 母 文 化 程 度

  工人 农民 知识阶层 文盲 小学 中学以上

  人数 123 161 421 109 240 356

   % 18 22 60 15 34 51

  (引自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P395,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这是对705名科技人员的家庭出身与父母文化程度的调查结果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我们可以据此明显看到 ,父母是文盲的家庭 ,其下一代成材的比率明显低于其父母具备小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同理,出身在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其下一代成材的机率也要大得多 ,如出身知识阶层的下一代就比出身工人 、农民阶层的下一代成材机率高 。另一方面,文盲半文盲家庭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境况,也比其他阶层的家庭要困难得多 ,其生存质量要低下得多,这也是有调查数据作为分析证据的。国家统计局曾在一九八九年对六万七千户农民作过调查,其文化程度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几乎是成正比例的。文盲户442·84元 ,小学户542·96元,初中户616·30元,高中户639·84元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户740·90元 。可以说,低收入者和贫困户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全国所有的贫困县几乎都是教育落后的地区 ,文盲半文盲所占总人口的比率也是惊人地高 。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得不到有效的消减 ,即通过夜校、扫盲班、短训班等形式,加以清扫,那么城市尤其是农村的文盲半文盲对下一代的教育 ,使其尽可能地上学的意识,就不可能提高,因而文盲半文盲的家庭就有可能再度产生新的文盲 ,形成恶性循环,正如学者何博传所说,“文盲大军可能波及几代人”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发育,反倒像计划时代偶尔还有的农技知识的普及教育,现在 ,基层政府也没有相应的精力和人力去做这样利国利民的大事了。

  一个农业国家,农村里大量的文盲半文盲不扫盲,要想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质的飞越 ,那只是痴人说梦而已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而且更为可怕的是 ,在我国众多的文盲半文盲中,有70%是妇女,而且农村妇女是尤其的多。不论是从优生学的角度 ,还是从提高对婴幼儿教育质量的角度,母亲比父亲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这说明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与广大妇女的脱盲有直接的关联。正如法国学前教育家福禄倍尔所说:国民的命运 ,与其说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 。但广大的农村由于受着传统习俗的影响,重男孩 ,溺女婴,且不让女孩上学,或者象征性地读几天了事。由是观之 ,农村是个滋生广大妇女文盲半文盲的温床,而这将直接影响对计划生育的控制,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所以政府拨出相应的款项 ,来力抓农村的基础教育的逐步实施 ,绝对比只相对注重高等教育(尽管与别国相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普遍效果要好得多 。注重精英教育结果,只培养了少数的拔尖人才 ,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程。因为农村人口的绝对基数之大,其生育者在多是文盲半文盲这个事实 ,将会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加之教育的落后比城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有学校 ,校舍多属危房,老师因工资低或被拖欠工资而大量流失,即便想上学 ,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新的文盲半文盲不断涌现,忽略这个绝对基础对提高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的影响 ,那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

  庞大的人口基数 ,对中国教育的制约,虽然说不上不可救药,但说它是制约教育的致命伤 ,则是千真万确的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受教育的人口多,必然需要很多的学校(学校的基础建设如校舍等),教师等 ,以及相应的配套建设,那么教育经费必然相应的投入应该多,而国家的财政经费又有限 ,因此有限的教育经费只好左支右绌。且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之间又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超过这个适当的比例,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不利于教育的持续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教育的瓶颈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经济 ,并给教育辅以相应得力的措施 ,才是摆脱目前教育困境出路 。但我们的思维总是很奇怪的,“我们以世界上1%多一点的教育经费,支撑着世界20%的教育人口 ”(《人民日报》1998年10月22日 。)

  这能说明什么呢?谁应该感谢你这么做吗?谁让你有这么多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你教育经费投入得太少外 ,更加突显了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人口政策的巨大失误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正是因为人口基数的庞大,使得现今许多国家正逐步实施的人人皆有受教育权利和机会 ,在我们这里近乎梦想,这对许多不能得到教育权利和机会的人,是不公平的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我们所谓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就是在城市也多流于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就更是望梅止渴的悬想而已 。就是受过一点教育,也与这个时代的发展速度应该受到的教程度是不相称的。比如1990年 ,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五年,即便到了1995年,人口文化指数(总本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限)上升到5·52年 ,也与日本1907年便实行了全面普及六年制的义务教育 ,落后达一个世纪,(资料来源见解国忠《国民素质忧思录》P120,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P69。)学生上学率 ,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 、大学,在世界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要在2000年内 ,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别说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是经济发达地区 ,也是嗄嗄乎难哉!人口众多之于我们的灾难,又岂止在教育!

  沉疴难起的师范教育

  对教育稍具感性经验的人,就会明了师范教育作为教育机制中的“母机”所具备的重要作用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不管是实施“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 ,还是实施“以儿童为中心 ”的实验型教育,或者是实施“教师为学生之顾问 ”的革新教育,还是三者兼具 ,取得一种均衡的教育模式 ,教师在其间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永远是不必可少的,几乎所有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离不开教师的传受、解惑、指迷 ,开人茅塞,金针度人。而金针度人的教师的培养,可以说事关教育的成败 ,因为他们是教育过程得以完整实施的重要一环,没有他们的重要参与和努力,育人的任务得以完成 ,实在是天方夜谭。

  而在我们国家,培养教师的任务基本上落到了各级师范学校身上,从中等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再到师范大学(学院)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这些师范学校各司其职,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教师 ,而师范大学(学院)则培养高中老师。而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了教师后 ,还有可能教中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而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又去教中小学的学生,这里面就多少有点近亲繁殖的意味 ,因为我国的教师培养体系可说完全是封闭型的师范教育体系。而这种封闭型的师范教育体系是从日本横移过来的,1897年在上海创立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应是我们最早的师范教育机关 ,稍后,而在引进日本学制的同时,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 。最后 ,师范教育在1904年才得到学制上的认可,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使师范教育制度化,同时正式设置了师范学堂。尽管我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师范教育 ,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模仿日本师范教育制度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模仿美国师范教育制度时期(1922—1951) ,模范前苏联师范教育制度时期(1951年以后) ,极欲建立中国自己的师范教育制度时期(本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师范教育的四期分类说,采自《当代日本师范教育》P254,陈永明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但总体是说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师范教育中 ,明治维新后至二战前的日本封闭型师范教育对对我们影响既深且巨 。而这种封闭型的师范教育,日本在二战之后,及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变成开放型师范教育,使日本的教育在战后蓬勃发展,经济飞速发展 ,一跃而成世界教育及经济大国,而我们近一个世纪以来,依然固守不变 ,使得我们的师范教育作为教育的“母机” ,积重难返 。因而我们批判当今师范教育的弊端时,特别有必要对影响我们师范教育甚深的封闭型师范教育的痼疾,作一深刻的反省 ,才能照鉴出我们师范教育的病因,以便据此下一明确有效的诊断。

  所谓封闭型师范教育就是,唯有师范学堂的毕业生才能正式教师 ,这样就只有中等师范学校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大学(学院)培养才能成为各个级别的教师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封闭型师范教育培养出的教师,一般说来,视野狭窄 ,学养不深,缺少批判精神和开放的心态,缺乏鲜活的个性 ,没有自由人格和专门的学术知识 。而且现行的封闭型师范教育难以适应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需要,因为教师薪金低廉甚至被长期拖欠工资,地位低下 ,一方面是中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不愿报考师范院校 ,致使师范院校的生源,先天弱于其它学校,削弱了将来教师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是大批现有的骨干教师优秀分子 ,由于前述原因,纷纷逃离教师岗位,另觅它途 ,再谋高就,使得本来就贫弱的师资队伍,出现了大量的流失 ,为民族发展和个人前途计,整顿和改革师范教育势在必行。既然我们要改革当今封闭型的师范教育体制,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渊源作一相对清晰的讨论 ,并分析它在我国师范教育体制中形成了何种变异,以利从根本上诊断我国当今师范教育的弊端。

  我们的师范教育之源深受日本封型教育体制熏沐,虽在民国的短时期内曾学过美国的开放型师范教育体制 ,但在1949年易鼎之后 ,随即又学了苏联封闭型的师范教育,那么一个世纪的师范教育历程中,除了少数时段不受封闭型师范教育体制控制外 ,其它时间概受封闭型师范教育体制的管束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我们在承袭前苏联的封闭型师范教育体制后,在进行正规的师范教育同时,还积极进行短期的速成教育 ,重视在职教师的学习与进修,因而师范学校在某种程度承受了正规师范教育中培养大量新教师,以及对在职教师进行教育的双重任务。而这种封闭型的师范教育对教师特别要求为政治服务 ,甚至在某种情况有政治挂帅的嫌疑,事实正是如此,解放后 ,“由于不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使建国以来的师范教育没有完成应有的使命,甚至导致有些矛盾的深化。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师范教育体制遭到很大的破坏 。”(陈永明主编《当代日本师范教育》P255—256。)

  的确 ,我国五十年代的教育制度,由于急于证明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使得以前学习美国开放型的师范教育体制 ,因其作为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附属物和国民党教育体制的残存品,其被以革新为己任的新制度唾弃,是自然而然的事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1956年 ,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中小学生大量退学休学 ,而师范教育又不能适应普通教育的需要 。由于出现教育需求亦即受教育人口过多,而满足教育需求的教师又太少,便自然而然地出现对教师降格以求的、不利于保证教育质量的严重情况 ,就像文盲半文盲的波动是几代人的事,师范教育的素质不高,也是影响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事 ,严重的将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自然 ,这种对教师因供不应求而出现的降格以求的现象,可以说我们今日教育的落后,因素固多 ,但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吞咽下了师范教育贫弱的苦果。至于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后,整个师范教育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以前曾经还或多或少存有的“师道尊严 ”——固然这一提法也颇多专制主义的色彩,没有现代的民主及自由意识——在这一“革命”浪潮的席卷下,不仅荡然无存 ,就连教师这一职业就成耻辱的标志,教师也成了专政的对象,其肉体则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严重地影响了教育应有延续性,并从此丧失了教育所应有的质量保证 。严重一点说,这也是直到如今为止 ,教师这一职业除了工资低下 ,引不起人们的崇敬以外,最为直接的暗示性因素 。其实道理并不深奥,趋势避害实在是人之常情。

  我国封闭型师范教育体制的弊端 ,其表现特征多为:教师无固定的教师许可证;面向教师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自然也执行不力;新教师的实习虽然为一年,但没有形成应有的制度化;师范教育的法律基础也相当薄弱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而且从培养机关的认定及其性质来说 ,只有国立,公立,而没有私立的师范教育培养机关 ,使得师范教育对教师的培养单一僵化,呆板无趣,缺乏足够的竞争机制 ,缺乏向上的精神,且无学习上的再深造,就更说不上作为教育者在学术修养上的精进 。而且我国在师范教育内容上的规定统得过死 ,缺乏相应的变通 ,使得师范教育的教材老化陈旧,除了自己政治有某种自以为是的正确外,实在别无可取。美籍华裔学者陈恩赐写过一本《1949后的中国教育》 ,曾就我国五十年至七十年代的教育,自然也包括师范教育作过切实且有趣的比较,这一比较以是毛泽东的教育模式和反毛泽东的教育模式的对比作为判别基础的 ,这二者之间的对比被其简称为“革命模式”和“学院模式 ”,滋列表如下,以便直观:

  表2·2

  革命模式 学院模式

  国家目标 强调的主要是革命和共产主 强调的主要是发展和现代化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义,也注意生产和发展 也注意政治和意识形态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热情的革命者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坚定的理论战 经过培训的 、具有技能和技术

  培养目标 士和活动分子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红比专重要。 的人 ,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和理土专家、赤脚专业人员。 想的受过训练的专家和学者

  正规、非正规和不正规的教育的 学校是教育制度的核心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全日制学

  的结合,开门办学校 、工读学校 习是主体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阶梯教育并列的 、相互

  学校 校 ,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 衔接学校的升级教育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为培养知识间没有明确界限 ,为大众的学校。 分子英才设立重点中小学和大学 。

  校内外经验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校内学习和课外活动有别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各级水

  行动和书本知识一样重要(或更重 平的基础学习和理论知识学习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重

  课程 要)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政治思想教育是中心课程 。 视高等学习的必要条件。教育为当重视生产 、政治所需的知识和技 前也为将来的需要服务。

  巧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为当前服务的实际教育。

  社会即教员,学习在农场、工厂、 教室 、图书馆和实验室是集中学习方法 街道和练兵场进行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参加生产和政 地方 。书本学习是基础。考试是促治工作是学习的主要方法。 进学习的重要措施 。

  特定的学习是为满足生产和政治 系统地学习经过组织的主题材料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学习过程 的实际需要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升级建立在政治和 为了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和为将来生产成绩的基础上 。 需要作准备 ,有些知识和技能必须学习,升级是根据学术标准。

  共产觉领导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工农兵任教师和管 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专业教师、教育

  领导 理人员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知识分子地位下降 。 家的积极作用 。

  毛主义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刻板地按语录引文、指 灵活地理解毛的思想。根据现时条思想指导示办事 ,严格地执行党的路线 、 件解释他的指导 。思想从狭窄的思想僵硬的教条中解放出来。

  (转引自袁振国主编《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P51,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陈恩赐不愧是美籍华裔学者,他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 ,既有纯粹的中国学者的深入,但无他们的禁忌与避讳,又有纯粹的美国学者的犀利 ,却他们的偏见与幼稚,据二者的长处而较少有二者的短处,因此可以把“革命模式”与“学院模式”比较得一目了然 ,使人豁然开窍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既然“革命模式 ”的学校教育是“正规、非正规和不正规教育的结合” ,揆诸逻辑推理的指引,我们就会得出学校教育其实是不正规的大结论,由于他们并不具备实际的互补效能而显得混乱。三者之间的“结合”并没有显现出的办学的多元化(因为非正规和不正规原本就可以不被视为教育) ,也就更不是学校教育的多元化,因为三者要真正做到互补就必须在一个大前提下,达成由于侧重点不同的优势互补 ,而发挥互补后更上层楼的效益。既然学校教育处于一种逻辑状态和实际意义上的混乱状态,自然经过正规练后的学校教师,就没有能力胜任这“正规、非正规和不正规教育的结合 ”所谓教育形势 ,而且课程的中心是“政治思想教育”,“升级建立在政治和生产成绩基础上”,因此“工农兵任教师和管理人员 ,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 ”,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

  既然教师的任用规则不再以真正的知识水平和有素的训练作为衡评的标准 ,其任用高标政治素质 ,乃至作为唯一的任用条件,自然任用“工农兵任教师和管理人员 ”,就是再正确不过的抉策 ,由于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对立起来,因此抑彼扬此,知识分子必然成跷跷板游戏中有极重的心理负担甚至羞耻感 、犯罪感的“重物” ,而“工农兵”则作为神圣的称谓而不断上扬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现在我们知道,不需要经过正规训练的教师,只需要“ 工农兵 ”即可不教书或少教书便“育人” ,那么作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常识便会加固上述看法,即花少量的成本比花大量的成本划算,不花成本又比花少量的成本划算 ,因此“工农兵”由于他们天然的思想先进,既能随时随地取而用之,那么何必徒增成本 ,去训练正规的教师。正规的教师既然不必要 ,那么正规的师范教育制度拿来做什么,“工农兵 ”遍地皆,即可取而用之 ,连让师范教育做摆设的必要也就没有了 。中国的师范教育在彼时已处于暂时的“休眠期”,至于说它能够多久复活过来,那么只待拨乱反正的时刻的到来。

  中国的师范教育经此较为漫长的“休眠期” ,要恢复其元气,活其本体自是不易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经日本师范教育方面的学者陈永明对中日两国师范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表格性比较,清楚地展示了中日两国师范教育的差距 ,以及我们应该立即着手师范教育改革的前景和难度 。(参见陈永明编《当代日本师范教育》P253—327,山西教育出版社版 。本节不少观点均采自是书,特向编著者致谢。)我们将现今两国师范教育区别之大端 ,作一概略性的比较,即可明了现今我们目前的师范教育比日本的师范教育落后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其差距是多方面的 ,全方位的。从师资培养教育机关在学制中地位来看 ,1995年我们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类似于中等教育程度,第10—13学年),而日本培养小学师资的培养机关(相当于大学和硕士课程 ,第13—18学年),其学历的差距相差5年;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培养中学教师主要是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大学)(相当于大学教育水平 ,第13—16学年),而日本中学师资的培养教育机关相当于大学和硕士课程水平,第13—18学年) ,其中的学历差距是2年 。学历虽然不是衡评教师水准的唯一标准,但却也是检验师资质量最为直观的一种方式,它会影响到师资的整体素质 ,诸如在学术素养,务求精进,以学生为本 ,视野开阔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影响。

  教师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够 ,因此教师不合格的比率在教师群体中是不低的,同时因为大量的边远地区,没有正规的“公办 ”教师前往 ,因此只能就地取材,任用初高中毕业的人作中小学教师,这样就形成了“老少边穷”地区教育的恶性循环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再者 ,这些民办教师的工资极低,因而才有杯水车薪的“烛光工程”,尽管“烛光工程 ”的发起者有高尚之衷心 ,但确实反映了政府教育政策的失误 。不过,最根本的是,首先反映出我国封闭型的师范体制的弊害 ,那就是单独由师范类的学校封闭培养,在招生时就是职前训练之时,在考分和学费上实行优先的制度 ,而在学生毕业当教师后却不能做到让教师的工资比普通公务员高10%的比例 ,这对使学生毕业后热心和安心于教育事业的程度锐减。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先让利于师范教育中的学生,希藉此扶持师范教育的健康发展 ,这就好比签订一份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霸王合同”,主动权掌握在学生手中,一旦学习完毕 ,他去不去履行自己作教师的义务,由于没有相应的师范教育法规,而无法控制。连一位尚未毕业的高三学生都看出由他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了师范教育的怪圈 ,他的教得很好语文老师,虽然也是大学生,只因为没有一纸师范文凭 ,加之他讲究教书的个性,于是校方便以种种理由将其辞退 。而他的同桌同学,成绩并不是很好 ,想通过师范“选送生”来上上大学 ,将来再毕业再跳槽,不干教育。这位学生便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国教育已形成了一个怪圈:先是国家缺乏师资开创“选送生 ”制度吸引“优秀生 ”来报考师范专业;但由于种种内因外因反而招来了大批各有所图的“阴谋家”,然后他们在毕业后或是跳槽 ,或是平庸地教出一批又一批和他们自己同样平庸的学生,胸无大志,眼高手低 ,急功近利——就像我那位出口不凡的同桌 。另一方面,他们有意无意地使自己融入现在的教育体制中去并成为其稳固的基础。而如今想要一时改变它,那 ,又岂是一个难字了得?!”(念瑜著《教育怪圈:师范生——教师——教育》,见《萌芽》1998年第9期。)看一看一名中学生的见解,我们教育界许多官僚和废物们 ,又着何感想呢?但愿不会只将其当作童言无忌吧 。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只在那里空洞地喊“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靠道德宣传攻势对人的约束 ,以及个人根深蒂固的名利思想的弱化与虚化 ,从而达到教师安心执教的目的,那是低估了广大教师的智商,受周围日益多元选择机会的震荡与影响 ,以及他们择业的自由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倘使按照计划经济时代对教师的要求,师范学校的学生一旦毕业,就强行规定其要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 ,其实也是另一种权利与义务上不对等的“霸王合同”,主动权自然是在强大的政府一方。这既是一种变相的人生束缚,否定别人择业的自由 ,其实这并不能使教师就安心于才教师职业,反倒多的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提高教育效益 ,减少教育浪费,未必有任何的益处。要之,封闭型师范教育 ,无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 ,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必须痛加革新,才能挽颓势于既倒 。另一方面 ,由于对教师的绝对要求基数过大,始终供不应求,同时又有不少的不合格教师充斥教学岗位 ,教育行政部门就急欲想让新毕业的教师来顶替这部分不合者,因此在制定学制时就务求缩短,学制的缩短 ,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教师就只能降格以求,就导致了师资力量薄弱的恶性循环。

  复次 ,封闭型师范教育将培养师资的任务,完全落在师范类学校身上,会造成自身的闭锁 ,内在近亲繁殖 ,外在学校与学校,学科与学科之间交流甚少,就会使师资培养中过份职业化 ,过份职业化的后果便是对教学的技术性和实际能力上或许有所注重,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业余爱好 ,不把教师培养成一个有趣的人,而受培养之将来的教师也不把自己变得有趣作为一个自我成长的基准,不仅是个人意识不到 ,关键是社会没有这样的评判标准,你培养一点自己的趣味,可能还会视为不务正业 ,不努力学习正规的教材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事实上,各类师范学校的教师自身的素质上都有许多问题,他们本身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封闭性师范教育的结果 ,要想让他们培养出新的师资人才 ,不说白日做梦,至少是不现实的 。但会培养我们习常所言的“教书匠 ”,教书是面对千姿百态之活人——学生 ,以一个匠人的心态去绳墨要求,必然会导致呆板无趣的教学,也就是造成世界教育史上“死人教育”的奇观。那么要解决这种“死人教育”的奇观 ,就必须放开师资培养的模式,一是在法规范围内允许设置私立师范教育,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只对其进行宏观上的调控 ,作政策上的指导,投入一定低息贷款,这可以由未来为学生完成学业的学贷基金的设立 ,共同组成的“教育银行 ”来解决,甚至帮助其进行教师人才类别市场需求的分析,而且允许其办学上与公立师范教育机关竞争 ,才能造成师范教育的新局面 ,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有一行业没有竞争,它必定没有活力 ,而且其中弊端多多,这是垄断带来的没有“调节阀”的必然结果。

  应及早将现今中国3所重点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建设成为招收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者,开设2年制硕士课程和3年制博士课程的研究生院大学 ,其师资培养和研究方面应对全国各大学起表率作用,真正能使其师而范之的目的,而不是空有“师范”一词之壳 ,不具其实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其培养的人才应主要是新设想的教育大学 、教育学院和教育短期大学及中央教育行政干部及教育研究者。而用新设的“教育大学 ”对其它师范大学、师范学院进行整顿合并,同时在综合大学和一般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其目的提高未来教师的学术视野和水平 ,使其适应当今复杂的社会和崭新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不能流于狭窄僵化的技术层面,不要囿于过去老套的思想观念 ,不能局限于以及以往填鸭型的灌输方法 。反之 ,倘使其所受的教育仅限于技术层面,那么他便不会在教育中有人本主义思想,更没有理性的科学精神 ,只会用僵硬呆板的教学来使学生厌学,而要在学生面前维持其尊敬,就必然对学生进行体罚惩处;其次如果师范学校将要教育出来的教师 ,所受的教育是填鸭式的,那么你还指望他有开拓精神,不采取填鸭方式而另辟蹊径吗?这至少对受填鸭式教育的教师是不公平的。这也就是说 ,师范教育的改革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根除其沉疴痼疾。

  至于说到师范教育目的之改革,再也没有比陈永明先生的论述更简明扼要的了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自从清末期创立师范教育制度以来 ,我国师范教育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为贯彻政府当局的政治理想培养教师人才 。这种优先为政治服务的教育目的,也因朝代更换和政治演变而朝令夕改,缺乏按教师教育规律办事的一贯性。鉴于前车之鉴 ,应该在遵守宪法精神的前提下 ,明确教师教育的目的,坚持教职内在的规律。”(陈永明主编《当代日本师范教育》P316,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 。)其实哪里是师范教育的目的观改革 ,需遵循这一准则,就是我国教育整个教育目的观的改革,也应该则效此法 ,方能使吾国教育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形式上得以大幅度的发展,教育也才能走上依循它自身规律的道路。任何当局的政治目的与绵延久远的教育文化行为相比,都只不过是一匆匆过客而已 ,不足以与个人受教育的真正完全实现,以及文化的赓续承祚相提并论。也就是说教育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它并不完全受缚于眼前的利益集团 。教育目的观一经革新 ,必然要改变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的“三中心 ”教育方法 ,使学生在学习中得以健康完善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应该改革教师的任用基准和研修制度,改变那种作“圣职 ”看待的教师形象等等,才能够立体而全面地为沉疴缠身的师范教育 ,施回春之妙术,藉此复苏,并因此激活了教育体系里的“中盘” ,为全面的教育改革开辟新路。关于此点,日本每一次教育改革均以师范教育作为改革先锋且取得了胜利,对我们有非常的借鉴意义 ,这正是我们谈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藉日本师范教育作参照体系的深层原因。

  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

  教育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行为,因为生产的发展 ,以及对文化的逐渐需求,使得智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脱离出来,作专职之教师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教育面对群体的受教行为 ,必须有必要的场地 ,相应的校舍,一定的辅助设施,可资教学的课本 ,配备一定数量的教师等等。教学得以实施,学生培养得以完成,全仰赖这些人力物力的综合搭配与组合 ,而所需的人力物力可经过一定的数量货币进行量化,或物与物的等价交换,因此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加大相应的投入来加以维系和运转。而古代的公学与私学 ,前者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给予场地,校舍及其它设施 ,学生缴纳一定的费用,而私学既有大户人家捐赠的学田,又有学生自带的束修 ,相当于给教师薪俸 。这些学生将来有成功者 ,可能对原来的学校有所资助,对该私学或公学的发展延续做出自己的努力。但总体说来,由于古代选拨性科举考试制度 ,能够中举者毕竟是少数,官僚系统的需求也不是无限的,整个社会对文化人的需求 ,远没有今日经过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样急需。供求市场中的需求疲软,发育不够完善,同时也就把供求市场的供方给卡死了 ,这样就形成不了真正的供求市场,在此等情状下,教育就不可能得到良好而健康的发展 ,也不可能向人人都应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迈进 。

  既然教育要大规模地进行,就非个能力所为,必须依靠民选政府 ,好比民众与它签订了一个合同 ,作为合同的另一方,他不能践踏这个合同的公正性而违约,而且要切实有效地来遵守它 ,民众用民选政府来代他们作出大的教育决策,实施教育管理,而且教育经费的来源已然通过纳税和教育附加费 ,上缴国库,那么政府便应该有效地、审慎地将这些钱用于该用和急需用的地方,因此政府投资教育是天经地义的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关于此点 ,有人有不同看法,参见邹剑仑著《政府如何投资教育》,《南方周末》1998年9月25日。他特别强调民众投资教育的积极性 ,而对政府投资教育的义务,强调得不够,或有所回避 ,对此我将在《义务教育中的公正与民主》一节加以驳斥。)但政府历来在教育投资上 ,要么重视不够,要么有所重视,但投入经费总是捉襟见肘 ,几乎已是沉疴痼疾,难以医治 。教育经济学家王善迈曾就1949年至1985年,中国预算内教育投资情况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得出有几点关键性的结论,实在引人深思。其一是教育投资在不同时期波动很大,尤其是1958年至1978年20年内 ,教育投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起伏较大,同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严重失调,破坏了教育发展应有的持续性 ,这段时日的不正规现象,将会持续影响到数代人或十数代人,通过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应的投资比例 ,才能消弥这种人为的令我们的教育上气不接下气的恶果。其二是教育投资总是跟不上教育的发展与需求 ,这已成我们教育事业顽症,也是政府在教育政策方面失误的必然结果 。教育事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应占有相应的比例 ,同理教育投资要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自然教育也不能不顾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地乱发展,1958年至1978年之间就是盲目地增加学生人数,乱办学校 ,只求数量,忽视质量,而效益不高 ,浪费惊人,但是教育投资却成逐年下降的趋势。比如1957年的高校在校学生的人均教育事业费为958·3元,而到1975年却下降至11·40元 。其三是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 ,尤其是专门人才,在数量 、质量、结构上适应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前所培养的人强调又红又专,其实既不红又不专 ,因而培养出来的人知识贫乏 ,除了喊干瘪的口号外,就是满脑子浆糊,又是驯服的螺丝钉 ,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出切实而理性的判断。如此一来,使整个中国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叶,经历不堪回首的人为大动荡 ,为全民族迈向昌明的生活埋下了深深的祸患 。(王善迈著《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历史分析》,见《高等教育学报》1987年1—2期,转引自《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P366—370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

  中国教育投资的历史,是不美妙的,甚至是糟糕的 ,显示在教育投资的短缺上,便主要体现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舍不足,教学仪器设备陈旧短缺 ,学校教学活动所需的公务费和业务费捉襟见肘 ,教师工资低下,无法延揽真正好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相反教师队伍大批流失 ,严重不稳定,整个教育事业因此处于空前的不安稳状态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教育投资以上恶果,除了政府对教育投资不够重视外 ,更重要的是相应的教育政策的严重失策,几近于把教育事业当实验的游戏,如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所谓的教育改革 。目下这种教育投资短缺的状况 ,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便是由于我们的严重错误的人口政策所致,人口膨胀的压力 ,一直压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普通民众喘不过气来 。人口过多,受教育的绝对人数必然过大,那么就必然要增大教育规模 ,比如1995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到2·28亿 ,这种人数还不包括层出不穷的短期培训,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教职工人数也有1300多万 ,其庞大的开支实在是笔惊人的数目。接下来便是我们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教育欠债太多的缘故,这也是政府教育政策失误尤其在是1958至1977年的教育政策失误的必然报应。教育投资有一个积累过程,其投资必然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生均教育费也在降低 ,但是各种学校尤其是那些所谓“共产主义大学”竞相出笼,没有什么教育效益,徒耗不多的教育经费 ,加重财政负担,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崩盘 。简而言之,1966年至1978年 ,教育事业经费欠帐达93亿元(按当时的货币值) ,(本节相应的统计数据,非有特别注明,均采自《超前与滞后——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一书 ,他处不再另行注明。)这种拖欠要弥补起来,谈何容易,哪里是个数字投入的问题 ,因为少投入了93亿的后果,要用上千倍地来计算其损失,都还不足以相抵。这是制度缺乏稳定性和没有前瞻性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以个人好恶来治国,朝令夕改的人治所带来的灾难性危机 。

  除了以上两项明显是制度缺陷加上人为危害的恶果外,那么即便教育经费有所增加 ,也是大部分被与学校有关的人员经费占用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经费中的开支项目越来越多,由于以前的福利加低工资制的盘剥 ,使得民众的积蓄不足以抵挡现今改革后 ,所需要的高额的物价,以及在低工资积累下的数额巨大的购房,那么教师也不例外。加之 ,以前的医疗费、退休金等都是国家在低工资下进行积累后,便于搞大锅饭,现在一旦要打破 ,如教师行业,其退休人员便不堪重负 。比如1994年,大约中小学有100万名离退休人员的工资 、独生子女补贴、副食品补贴、粮食补贴 、班主任津贴、教职工工龄津贴、医疗费亏损等。因此用于这些新增项目的开支大约为35亿 ,而教育经费中支付其它人员的工资(主要包括县 、乡教育干部、教研室人员、仪器供应站人员等),其经费开支为4亿。例如,1987年 ,大中小学教育事业经费中,人员经费分别占41·85% 、72·2% 、83·25%,而增加的教育事业经费 ,人员经费在中小学分别占其中的72·2%、83·3% 。一方面人浮于事 ,徒然增加教职工,另一方面又浪费师资,使一些教师闲置而白拿钱 ,比如高等学校的职生比、师职比 、师生比,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把不多的教育经费中大量的钱财耗在闲置教师和人浮于事的后勤人员之中 ,这对我们奇缺的教育经费是雪上加霜。对于这些无谓的教育经费的开销,从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只有痛改陈腐的教育体制才能得以完全的实现。

  奇缺的教育经费不仅经受着如上的耗用 ,更经历着“勇攀高峰 ”的物价的实际洗涮,使得有限的教育投资的实际利益降低,加之社会向学校摊派的费用比例加大 ,比如清华大学1986年上交的各种税和摊派达219·2万元,占该校当年教育事业经费总数的5·75%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这种各方面剥食“唐僧肉”的现状,是没有相应的向学校倾斜政策和减免政策的必然结果 ,因为教育单位即便是高等学校的教育活动 ,我们都不能将其视为纯粹的商业行为 。应该说,中国教育投资中,大部分是政府投资 ,只有少部分由企业、个人负担,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投资 ,在教育投资中有猛烈上升的趋势,但大头仍是纳税人上缴国库的钱,通过政府来进行投资的。但政府在投资教育不仅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 ,而且还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比如对见效较快的高等教育投资,与中小学的教育投资比例 ,与世界上他国在二者之间的教育投资比例相比,总体说来偏向于高等教育,这既是精英型教育的显现 ,也是金字塔型学制 ,选拔型考试功能,教育中的实用主义,以及对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忽略的必然结果。这些都是政府在不多的教育投资经费中必须加以纠偏的 。

  “现在 ,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 ,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见《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P17—18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这是官方最高层在十几年前,对各级政府发出的批评,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多少改变 ,不知道制定政策者着何感想,我认为是体制改革只涉皮毛,不及深层的必然结果 。让人难过的还不只是教育投资经费结构中的偏颇 ,以及教育经费由于我们经济发展程度不够的短缺。最让人不解的是 ,教育经费的短缺是因为政府的短视行为造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浪费;最要命的是,教育经费的奇缺伴随着官员们的吃喝嫖赌 ,贪污腐化,鲸吞国家资财,人民血汗 ,拿纳税人辛辛苦苦所挣来的钱,饱自己的私欲。事实上,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已成不治之癌症,一人之腐败可治,群体之腐败有药 ,而制度之腐败则无药可救 。就连所设的反贪局也成了贪污之所在,真是世界未有的奇观和莫大的讽刺。单拿1980年一个统计数据,就足可以把我们的民众气得昏死过去 ,“我国历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浪费额达6千亿元 ,而从1952年到1980年教育总投资只有1千亿元,年均只有34亿元。”(转引自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P365,贵州人民出版社版 。)这点教育投资面对庞大的受教育人口 ,简直可说是杯水车薪,为什么要疯狂无度地搞基建建设,而不在互相意找一个适当的比例 ,这就是政府的无计划无远见,难怪有人要说,我们这是“乞丐教育 ”。如果真是我们平常大家所说的“穷国办大教育” ,那么教育经费短缺一点,作为民众有什么不可原谅,所谓体谅政府的难处嘛。但现在哪是“穷”的问题 ,而是穷奢极欲的问题,官员们贪污腐化成性,完全到了无所不用其极有地步 ,而制度的缺陷又助长了甚至保护了他们的贪污行径 。再不改革这百弊丛生的制度 ,不只是教育无救,就是其它方面亦将无治 。甚矣,此所谓腐败亡党亡国亡教育 ,无所不亡!

  我们只要随举几例,便可知这种风气是由来已久,腐败大案固然不少 ,就是一些非常偏僻的乡野,穷得打鬼的地方,也不乏贪污腐败分子对教育的经费的搜刮 ,而且把民众缴了税,交了教育附加费后,再度集资的钱也拿来白白地花掉了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这些贫穷乡野的腐败分子 ,之所以干旱之地的蝗虫一样多,既是制度性腐败的结果,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面给下面的“榜样 ” ,这种“榜样”的作用之无穷,可让人咋舌。重庆市大足县天宝乡一个村子,村子不穷 ,教育穷,该村村民被乡政府告知,学生本人和家庭成员必须每人交40元作为集资建校费 。村民交了集资款后 ,村小全部上交了乡政府,但学校没有丝毫的改变。(《村子不穷,穷了教育》 ,见《成都商报》1998年11月18日)乡政府以财政困难向群众摊派了集资建校费,却又不用在教育事业上,这样的乡政府岂是个别?!广西北海市福成镇 ,由于甘蔗是当地农民的生活支柱,而蔗糖厂长期给农民打“白条”,因此大部农民交给学校的是甘蔗“白条 ” ,该镇教育组吴光辉提供了一组数字:全镇22所小学目前已交费注册人数7734人 ,赊欠书杂费或打“白条”的人数4586人,欠费金额达78·88万元。许多教师因此而发不起工资 。而这些农民不能将其兑现的“白条”,被一些票贩子勾结一些有权势的人低价收购回去 ,从中牟利,这说明不是不能将“白条 ”兑现,而是一种变相的腐败 ,被当地农民斥为“甜蜜的腐败 ”。(《白条成了“硬通货”》,见《成都商报》1998年10月19日。)成都彭州市楠杨镇楠林村小学,竟然被前村委会主任晏远明以4000千元钱卖给一人住家 ,而这是1995年全村每人集资10元钱修建的 。(《他把咱“小学”卖了》,见《成都商报》1998年10月28日)村民们纷纷问,是谁给他的权利卖咱们集资建的学校 ,其实说白了,无非是当过一个“小官 ”,心知官场上的一切 ,便有侍无恐。

  不只是如此 ,连积聚着许多人心血的“希望工程”款,也被挪作他用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天子脚下”的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罗家台村委会收到北京市检察院1994年8月份捐赠的“希望工程 ”款13148元,除了6650元发给了中小学生 ,其余6768元存入小金库,挪作他用 。(《爱心被如此强暴》,见《成都商报》1998年11月16日转摘《北京晨报》报道。)还有更希奇的在下面:安徽省长丰县陶楼乡沙井村是有名的贫困地区 ,由于其常遭旱灾,“因而历年来都有救灾款、救济款。但这些钱多被村干部私分挪用,村民没有得到 ,村里帐目混乱,村务不公开,向上虚报村民收入 ,增加农民上交费用,建过两所小学都被村干卖掉 。这些问题,村民多次向上举报 ,没有任何人处理 。终于 ,此次希望小学揭牌仪式现在群众哄抢泄愤。农民对这种泄愤方式‘深感惭愧’……”(刘洪波著《弹性限度》,《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自己建的学校卖掉,还要逼着农民多上交明莫其妙的费用 ,我们不知这些村干部是人还是兽?使什么使得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希望工程被挪用,自己修建的学校要卖掉,来继续骗取别人的同情 ,这样小干部,加上那些大贪污的高层干部,他们从整垮一个村开始 ,最终是以整垮国家为己任。这样屡屡见不鲜的事情,只是干部个人素质的问题吗?实在是制度的缺陷太多的恶果 。

  像这样的恶劣的贪官干部,不仅很少有人受到制栽 ,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继续享受贪污来的好处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看一看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吧。二战以后,日本百废待兴 ,教育经费空前紧张 ,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的确惯彻了“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思想 。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回忆说:“就拿新制中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3年)来说,因地方财政破产无力办学而引咎辞职的町村长 ,仅1947年就近200人,在山梨县 、冈山县、香川县还相继出现自杀者。 ”另外,由于无法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 ,当时有4个村长无力解决粮食问题击能上能引咎自杀。以致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动情地说:“终于断然实行了六三制(小学6年、初中3年的义务教育制度) 。我认为有关人员的辛苦确实非同小可。我在一些问题上深切地感到:理想虽好,但负责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们都是很艰苦的。”(以上诸条均转引自陈永明主编《当代日本师范教育》P215—216,山西教育出版社版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贪得无厌 ,鲸吞民脂民膏,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相比,相去何止霄壤!不能兴教育便去自杀——“殉教育 ” ,其决心与诚心,对教育兴国的一片渴望,使人铭感五内。像我们这样坏的干部蛀虫 ,还说什么“一心为公” ,岂不是让天下人笑掉大牙?日本教育之振兴,官员们奉公守法,以身作则 ,出力甚巨,是他们参与奋斗,日本人民当永远铭记;中国教育之贫弱 ,贪官们大肆挥霍,违法乱纪,吞食之大 ,是他们参与毁坏,国人当视若千秋罪人。

  我国有限的教育投资在每一个环节都浪费得如此之厉害,那么从宏观上看 ,我们有限的教育经费,与别国相比到底有限到什么地步呢?1976年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二位,仅比了门(0·6%)高 ,而1978年 ,我国排在有统计数字的149个国家的第130位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世界工业化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约三分之一,但其教育经费比发展中国家多10倍以上,而中国总人口超过世界的五分之一 ,但教育经费却仅占三十分之一 。(资料来源见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P366—377。贵州人民出版社版。)据研究显示,1977年至1983年,我国教育投资的增长高于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 ,但是到了1987年,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分别为3·29%和12·4%,甚至低于1983年的3·44%和12·44% ,(资料来源出自杨东平《我们的困境和选择》,见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P225,天津人民出版社版)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投资计划并不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制订的 ,其随心所欲成份的甚大,换言之,这与力求稳妥地在经济发展与教育投资之间 ,寻得一个适当而科学的比例的求实精神是相违背的 。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来计算教育经投资经费的比例 ,那么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在2%上下徘徊,1992年至1995年 ,每年分别为2·99% 、2·76%、2·52%、2·46%,(资料来源见杨东平著《未来生存空间·社会空间》P174,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一版。)可以说有逐年递减的趋势 ,而每年甚至每月的经济报告都是经济在幅度攀升的记录,但教育的投资却在下滑,真是使人匪夷所思。而这些有限的教育经费除了被蠹虫们吞食以外 ,用在真正教育上的就少得可怜,而且这少得可怜的经费还是人头费,因为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拔款方式 ,还是老套的按人头经费的形式,致使教育部门的官员冒用自己还在读中小学子女的名义去领教师工资(参见本书第一章的实例与证据 。)。不特如此,这种拔人头经费的形式 ,还导致了机构雍肿 ,人浮于事,这也就是师生比 、职生比、师职比过高而紊乱的真正原因。至于师生比,在高校非常普遍 ,可以采取竞争上岗,以及淘汰制,而职生比、师职比可以贯穿着各级各类学校 ,非改变那种“学校办社会”的做法,将学校的许多后勤工作,进入市场 ,而不是让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再浪费在这种旧有体制形成的经费支出上 。单是从这一点来看,教育体制之改革已迫在眉切 ,否则教育将永无振兴之日,教育经费将一如既往地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而该大量花钱的地方如兴建必要的实验室 、更换先进仪器 、改建或扩大图书馆的馆藏规模等等 ,则将无钱可花。

  义务教育中的公正与平等

  二十世纪以前,受教育作为少数人的权利,是一种不用证明的实际状况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虽然这种缺乏公正平等的只有少数拥有的权利 ,曾受到过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质疑,如莫尔在《乌托邦》里提出的“每个儿童都必须接受教育 ”,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6年制义务教育 ,主张“为一切儿童,不分等级、财产情况和性别,设置普及的、义务的国语学校 ” ,1619年德意志魏玛公国颁布《魏玛学校章程》规定,将6—12岁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列入名册,以便监督 ,对不愿送孩子受义务教育的家长进行劝告 。(见李承武主编《教育政策法规》P156—157,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但大规模的觉醒并由此形成一种对教育的改革浪潮,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别说受教育的权利不够公正 ,就是传统老师板着面孔训话 ,学生只管听课的模式,也没有受到多少冲击 。“1900年的课堂,被认为应是一个安静的 、有秩序的地方 ,在那里教师的声音支配一切 。然而不能认为这种教学模式是不受挑战进行的。在破坏深入人心的正统观念,推行彻底不同的师生关系的新观念方面比20世纪任何一种运动都要做得多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并不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突然兴起的。”(W·F·康纳尔著《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P11 ,孟湘砥、胡若愚主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而这个世纪教育民主进程的开端,首先就是确定二十世纪是儿童世纪的开端 ,而这里面的核心人物便是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杜威更是明确地说,二十世纪的教育,是“重心的转移 ,这是一次变革、地场革命,恰如哥白尼使宇宙中心从地球转移到太阳一样。这里,儿童是太阳 ,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围绕着他转 。儿童是中心 ,教育的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而组织起来”。(转引自康纳尔著《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P127,湖南教育出版社版。)

  一切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必然是尊重儿童自身发展心理和成长秩序的教育 ,课程的设置也以与他们的游戏联系起来,老师的教学要以启发式的兴趣教育而非训导式的灌输,这对按旧有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的教师 ,他们素来不用置疑的权威,无疑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挑战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像这样的在学校内进行教学的民主尝试,还是教育家们尤其是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要求的话 ,那么由于工业革命后,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国家需要大批的熟练劳动力 ,因此原来那种把教育视作少数的权利的思想,就由于市场需求和社会变迁,而受到了剧烈的冲击。接着就是教育规模和受教育层面的扩大 ,其参与人数之众 ,是过往任何时代的教育行为,都无法比拟的。而随着接受教育人数的增加,而且教育对个人生存质量和家庭幸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必然就会产生他人对教育的特别向往,因而极欲想接受教育,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 。另一方面 ,政府方也看到了教育在实现国家利益,增强国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与二十世纪的争取解放斗争的民族主义浪潮汇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少有的关心大众教育 、平民教育乃至国民教育的势头。一旦国家进入发展期,有眼光的政府又注意到了受过教育以及未受过教育的国民之间,无论是物持质收入还是精神生活方面 ,也就是生存的质与量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并由此形成了伦理价值取向,是非判断 ,认知态度 ,情感倾向等方面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注意,就会外化为物质上贫富悬殊所引起的争执、疏离、鸿沟 ,从而社会上两极分化的危险,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而政府中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经济学家的人本主义者 ,意识到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的成本,实际上大大小于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所需要的成本支出,而且人人都受基本的教育 ,对国家社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至于本世纪六 、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一定情况上受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学说 ”的影响,其教育投资超过经济增长率 ,因而出现所谓的“教育过盛”,有学历的失业人数反而增加的情况,那是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平衡所致。这是特殊个案 ,且是另题 ,应单独探讨)

  在二十世纪教育的大背景下,纷乱贫弱的中国里,终于有一些卓识远见之人意识到教育对改革社会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科举废除已有时日,而学校教育仍不发达,在新文化运动过后 ,新思想的传播不力,深致不满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因此在一些教育机关和杜威的中国弟子的促成下,实用主义教育家于1922年到中国来讲学 ,讲解其教育思想,并在后来形成了他关于“民主信仰与教育”、“民主对教育的挑战 ”、“民主与教育行政” 、“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等诸多关于教育与民主的观念,对二十世纪的教育包括中国教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五四运动和杜威、孟禄等讲学的影响下,平民教育 、实用主义教育 、教育独立等思潮纷纷传入社会与学校,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举着“教育救国 ”大旗 ,倡导平民教育、民生教育、生活教育 、职业教育、儿童教育的教育思想家陶行知、晏阳初 、梁漱明、黄炎培、陈鹤琴等。虽然这些杰出的教育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再美好的信仰和愿望,在这样的糟糕的社会环境中 ,都要走样变味,只会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要实现人人都得以受教育的机会,不只是教育家们努力就能实现的 ,因为教育投资从其所费甚巨,尤其是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行为 ,也只有政府的不懈努力,才能达成教育的普遍化和全民化,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项伟业 。

  虽然 ,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或者义务教育的立法和政府的经费问题 ,当时百病缠身的清政府在社会的强大压力和国际潮流影响下,也在1906年通过学部颁发了《强迫教育章程》,其中规定“幼童到七岁须令入学” ,“幼童及不令入学者,罪其父母”等,至于政府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实施“强迫教育 ” ,那当然就语焉不详了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因为专以剥削民脂民膏为己任的专制政府,是不会拿出一大堆已经到手的钱财,做一笔在他看来不合算的蚀本“生意”的 ,用“强迫教育”把大批民众唤醒了,到头来就会推翻他,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到国民时期颁布的诸多法律中 ,是没有义务教育法的,大抵是民国政府深知义务教育之不可实现,就干脆连一个样子也不装了 ,这种对民众不负责任的态度露骨的 。因为倘若实施义务教育法 ,就存在一个在一定学习时限内妇比如六年或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体现出来的机会均等的问题要实现,这就正如中国早期教育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邰爽秋所说 ,“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经费的中心问题 ”。他认为,教育机会的均等是教育经费由公众民选的政府负担,以及教育经费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配的哲学基础。教育经费政策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实现了利于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 ,因为中国地域辽阔,贫富不均,他主张“以社会之款办社会之教育 ” ,中央政府应该补助各地教育经费,“务期补救各地方教育经费不均齐的现象,而谋全国儿童教育机会均等之实现 。”(见邰爽秋著《教育经费问题》 ,转引自靳希斌主编《超前与滞后——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P314—315,山东教育出版社。)按邰爽秋“教育机会均等教育经费的中心问题”的说法,那就是说教育经费的拨给必须满足“全国儿童教育机会均等之实现 ” ,也就从某种意义上将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联系在一起了。

  1949年后 ,在很长的时期内,教育为政治服务,无限地强调教育的阶级性 ,而且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自然不可能提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别说中小学教育机会不均等,连招生中都是不公平竞争 ,即只要出身,即便分数低都可以用别的方式上大学,读中学可进农工速成中学 。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 ,这不仅不能提,而且是资产阶级观点。不少人都不能受到一视同仁教育,却在那里称自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还说比提倡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机会的国家优越,我们不知这优越性从何而来。直到1986年,我们才盼来了《义务教育法颁布》 ,将义务教育当作法规确立下来 ,自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但如果对《义务教育法》实施不好,那么就会出现像清政府颁布的《强迫教育章程》一样形同虚设 ,而且在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危险 。因为不只是我们的法规执行不力,国家捉襟见肘的教育投资,加之大批官员的贪污腐化 ,穷奢极欲,又如何能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颁布《义务教育法》的目的,本来是要用法律形式保障义务教育的普及 ,但以我们这样贫弱的经济力量(当然贪污腐化是并不缺钱的)不只是不能完成义务教育,像日本官员那样完不成强迫性的义务教育,就去剖腹自杀 ,以谢国人的悲壮之举,在中国是永远不会有的。

  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权利和义务”,在根本大法的规定下 ,《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 ,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这在实施过程中是根本没有做到的 ,现在的学校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中应进行义务教育的阶段,在城市中尚未有免收学费,而是收得更高 ,各种学校的乱收费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完全视《义务教育法》为儿戏 ,而每一次违规也并没有理会《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一系列权利之被侵犯 。其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政府制定的法规后,感到力不从心,经费短缺 ,无法给各地的中小学拨给足够的资金,又无法不顺应世界的义务教育的潮流,顾及自己的国际形象 ,所以就只有流于形式主义 ,因而进退两难;其二,八十年代我们颁布了许多法律包括,这本是一种进步 ,但要么执法不力,要么司法腐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常言道:有法不依比无法更能起负作用。国际法律界有句通行的话:“法律的生命完全寄托于执行”,非常击中我们法律体系的要害与薄弱处,更为关键的是 ,要完全公正地执行。我们看到大量地吞用教育经费的报道(还不包括不准报道和不敢报道出来的更恶劣的鲸吞教育经费的事),不少都不能及时准确地处理,丧失了法律的庄严和威慑作用;其三:我们的法律制定的本身就不完备 ,有不少模糊地带,这给法律责任的认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就连一本不敢涉及《义务教育法》的实质问题的书都说:“《义务教育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对各类义务教育法律责任问题 ,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但不够具体,不便于操作,有些行为虽有规范 ,但无具体处罚措施。”(李承武主编《教育政策法规》P172,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如上所知,《义务教育法》虽有 ,但形式主义严重,既然形式主义猖獗,那么虚报“普九义务教育 ”达标的情况才会时有发生(见敬一丹《声音》) 。我们不仅在学习别人的好处方面 ,容易根据中国国情搞走样,就是威严和公正之法律也不能幸免,我们能否仰问苍天 ,我们为何如此可悲?!上帝为什么单单选中中国人来开这种玩笑?!

  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这一提法自然是符合当今先进的教育法规理念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与民主,各国把公民都有受教育的义务,看作是公民不容侵犯的基本的人生权利 ,作为人权的一部分 。我们常常强调生存权是人权最重最基本的权利 ,那么人人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应该切实地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是天经地义的,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怪的是,现在却有人要提倡民众积极投资教育 。民众要投资是他自己的事,但却不能因此倡导而忽略政应尽的责任。也就是说 ,教育作为一种需经济支撑的文化行为,必须要政府出面解决。任何文化行为,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关系 ,形成供求市场,那么必然就有相应的经济行为的介入,使其物化 ,可以计量和定性,便于计算双方的投入与产出,明确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从而更好的地配合 ,以达组合的最佳效益 。我们先来替现代社会教育投资的主体政府变换几种角色,看一看政府在教育投资中,应负什么责任 ,应起什么作用。

  如果我们首先将投资主体置换成个人,那么它对教育的投入,固然是要看投入与产出是否成正比例 ,是否能获得及时的回报,并为自我持续发展提供必要而连续的教育经费,甚至是在这个提倡终身教育的时代 ,对自己长期而远程的教育打算,或者近期内的进修,或者是自购书籍进行自我学习等等 ,都有极其强烈的目的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哪怕是因对知识的纯然热爱,而投资自我教育,都完全是他个人自主的选择行为 ,而个体对自己选择行为的失败与成功负责 ,其失败的波及面相对广大的社会层面,是比较小的,尽管对个人来讲其波及深度是百分之百的 。倘使政府像一个家庭 ,那么家庭的父母,要使自己的儿女都得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在家庭中受教育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子女们的裂痕 ,或者在能力上的高下区别,会对家庭的和谐形成极大的威胁,甚至会使家庭解体或分裂。那么这就需要家长有公平公正公开之意 ,给家庭中的各位子女在放弃智愚评价标准 、性别评价标准的情况下,给予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否则作为家长便是一个不称职的家长。一个不称职的家长就不能获得全体家庭成员的拥戴 ,而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就会丧失掉赖以继续健康良好发展的环境,也就是说 ,现代的家庭 ,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所谓血浓于水,也需要公正的处理家庭事务 ,使血浓于水获得法律意义上的支持,家庭才能和谐良好地发展 。

  那么我们现在看作为国家代言人的政府,是否完全等同于个人和家庭在教育中的作用 ,可惜的是,政府既不是个人也不是一个家庭,它有自己的特殊性 ,虽然它特殊,但它没有被免于质询的权利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因为有论者论为政府不是个超利益的抽象主体,而政府投资教育的经济学依据有二:“一、教育是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即个人接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个人的生产力 ,也影响团体的生产力 。虽说受教育是个人得益较多的事情,但民众普遍素质的提高将会有利于整个社会。二、教育是达到平等的手段。接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应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不会有人因家庭的贫困而得不到应有的教育 ,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 。因而投资教育能够保证政府在社会舞台中的公正形象 。”(邹剑仑著《政府如何投资教育》,见《南方周末》1998年9月25日)邹剑仑的观点很明白,它建立在一个经济学常识基础上 ,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反过来说,谁受益则谁投资。这里他就把教育的行为完全物化 ,继而经济化了。事实上他很清楚“教育是个外部产品”,不可能完全物化为一种商品,因为教育可提高国民素质 ,而国民素质里并不是所有成份都能用经济学的尺度来加以量化的,如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价值判断、是非衡定等等,换言之 ,比如中国古代教育中的教化功能,一般说来,不太可能有能力将其完全量化而施以经济的标尺 。而且教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教育本身就是商品 ,直接创造效益 ,这正是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学说的病症所在。教育必须通过人在社会中的劳动,创造其价值,实现其利益 ,因而才能通过其所付的教育成本来衡定其所得利益之比,从而显示教育在该个体上的成功与否,作一个量化标准。即个体的教育要通过个体作用于社会劳动行为 ,才可能估量其显性的价值,而隐性价值和教育在该个体作用于社会劳动时的后劲,还一时半会无法估算出来 。

  从教育的显性作用看 ,教育对个体所产生的作用更为直接,但从隐性的角度看,教育有和谐公众对社会生活的认同 ,宽容对方的是非判断,求同存异,取得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的效果 ,那么教育无疑是社会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是民众获得公正的利器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从民事的意义上讲,政府与民众是签订了相应的合同,那么政府作为合同的一方 ,既然有巨大的权利,就应该有对等的义务必须遵守,政府是没有豁免权的 ,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实施。要使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得到保障,就必须保证其从儿童开始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只有通过义务教育,才能使每一个人在将来取得一个较为公平的生存地位作准备 ,这就是义务教育中应该注意到的公正问题,正如学者肖雪慧所说:“通过义务教育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的基础,应是社会公天上在教育上最起码的要求 ,它包含公正的两个内容。其一,由于个人成长的特殊性,社会必须首先保护儿童 ,为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包括教育在内的必要条件 ,培养儿童的基本能力,社会才有权要求个人尽职尽责。这种双向的权利义务符合个人与社会之间应有的公正关系 。其二,义务教育作为个人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应为每个儿童所平等地享受。只有这样,社会才公正保证了每人个的这项权利。 ”(《义务教育中的社会公正——记肖雪慧副教授》,见《教育评论》1996年第一期 。本节观点多受惠于肖雪慧的文章和与她的多次谈话 ,包括她两份尚未发表的手稿《教育为人的一生奠基》(1994)、《政府应该如何投资教育》(1998),特此致谢 。)如果让儿童未受到应有的教育,使其不幸沦文盲半文盲 ,而他们的生存更加恶劣而窘迫,由于缺乏有效的生存手段,因而只有靠出卖自己的非技术劳动 ,甚至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社会又不能因此不惩罚,一旦惩罚 ,就会出现双重不公。更加令人揪心的现实就是 ,法律规定的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我们缺乏民主平等的传统,因此使得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 ,流于形式;而且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完全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就像有学者研究前苏联的教育制度而得出的结论一样:“根据德威特的研究,在苏联 ,虽然宪法规定保证个人有权接受与自己的能力和天资相称的教育,但是,如果个人的教育兴趣和能力与国家的规划不一致的话 ,他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卡扎米亚斯 、马西亚拉斯合著《教育的传统与变革》P228—229,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11月第一版 。)更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的政府虽然在剔除教育上的政治歧视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努力 ,但在因贫富差距而导致受教育不平等方面,做得还是相当的差,人人皆得以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这项任务对我们的政府任重而道远。因此要解决这种不公正 ,必须注意义务教育的社会公正与平等。而要实现这种公正平等,政府必须加大教育投资,而加大教育投资只要把惩处的那些贪官吏的零头即可解决问题 ,要是能堵住每年喝掉几千亿的大开之“狗窦”,那教育经费根本就不会短缺,看来政府是到痛下政治体制改革决心的时候了 ,否则教育就会成为最没有希望的事业 。

  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在其起草的《独立宣言》里说:“除了人民自身,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靠的社会终 力的受托人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倘若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审慎的判断行使自己的管理,补救之法不是剥夺他们的决断权 ,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判断。 ”那么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及其平等公正之十分重要,就不言而喻 。

  作者:itisthewind 回复日期:2002-11-27 14:11:59

    顶一下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作者:itisthewind 回复日期:2002-11-27 14:25:54

    楼主文中举例,由于制度问题等等使得教育经费以及希望工程捐款都被干部 ,官员盘剥截留,使我想起以前经历的一件事情来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

    在高中时学校组织一活动,结果是我们班集体资助省北某县某学生读完初中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当时那名学生还是小学二年级。我们班通过捐款的方式筹得一学期的学费。学生也在老师的帮助下写过信来 。我们都挺高兴 。第二学期的学费如时寄出。中间也曾寄过其他的费用。钱款是寄给学生家长转交给学校的 。几次寄钱后 ,家长来信 ,说还要钱款。原因若干。我们班主任起了疑心,电话给他学校老师,方知是钱款其实被学生家长截留了 。所谓好事也只做到此为止了。

    第一笔教育经费落在干部手中 ,他或许不会有二心虚拟货币当前算力 。当钱款一次又一次来到,连亲生父母都会动心,为什么那些官员们就不会往口袋里放呢 。制度腐败是大问题 ,然而还远不止这些。教育问题的后遗症,恐怕动用核武器才能解决。不胜悲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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